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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前言:距离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被砍,已经过去13个月了。在这13个月里,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变故,也见证了流量与目光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的集聚。谈及流量,陶勇说自己想尽量保持透明与清醒。而聊起那一起让他在鬼门关前行走一遭的“伤医事件”,他说:“我不想只看到人生的刺,也想看到那朵花。”对陶勇而言,他的过去属于死神,而现在属于自己。

      2020年1月20日,大寒。陶勇出门前,妻子照例送上叮嘱:“家里车子的电瓶已经坏了一段时间,有空的话送去维修一下,以备春节使用,今天妈妈要做你最爱的香菇米线,下班记得早点回来吃饭。” 陶勇一一答应下来。实际上,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兑现承诺,毕竟在医院工作,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情况。他心想:“好像家里,是我唯一能够说谎的地方。”走出楼道门,陶勇呼了一口气,低温很快让呼吸形成一团白雾。此时,距离春节还剩4天了。临近年根,医院的患者却有增无减,为了加快看病速度,这天中午陶勇没有去食堂,而是在办公室里囫囵吃了一碗泡面,1点左右就重新开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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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下午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眼底损坏的电工——北京打工,每月3000,包吃包住。聊起来,陶勇知道他为了多赚些钱,今年春节决定不回家过年。陶勇感慨这位电工不容易,退掉了他的挂号费,并把上午其他患者送来的一袋小米转送给他,希望他能过个好年。问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,看着逐渐减少的病人数量,陶勇心想,或许今天能准时下班,回家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菇米线。而这一切设想,伴随着几声尖叫与一声闷响,被打破了。陶勇后来形容那一瞬间:“就像被棒球棒砸了一下,头嗡的一下,整个脑袋磕到办公桌上。”这一天,距离他40岁生日还有4个月,此后陶勇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,被迫分成了两段。而分割线,是一道道触目的伤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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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陶勇再次醒来,是第二天的中午。躺在重症监护室里,他的身体被固定在床上,头上缠满了纱布,双手也被打上了厚重的石膏。后来,他在书中描写了睁开双眼后的世界:“白色的屋顶上有几个黑色的斑点;明黄的白炽灯照得整个房间通明空旷;输液管里的滴液,先是慢慢凝聚,然后形成一颗结实的水滴,悄无声息地流入我的身体。”重症监护室里的一桌一椅对于陶勇而言过于熟悉,却又对此刻的他有些陌生。熟悉的是,这是他过去数十年常常工作的地方,陌生的是,这次他却换了一个角度与身份,重新审视这间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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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后来,随着逐渐清醒,陶勇才在家人与同事的口中,拼凑出自己受伤当天发生的事情:那个被他认为是棒球棒的东西,实际上是一把锋利的菜刀,砍人者是他三个月前曾诊治过的一位病人。而原因则是对自己的治疗效果不满。愤恨之下,这位病人拿着刀冲入了陶勇的诊室里。在诊室里,陶勇的座位本来被设立在了靠近诊室门的位置,但他却特意将自己的座位调换到了靠近灯箱的内侧位置,以便在替病人看片子的时候,能够更清晰一些。在陶勇工作的这些年里,像这样的细节还有许多,而出发点只有一个——更方便诊治病人。那时的陶勇并未想到,自己的善心,会在未来某一日,变成自己的“阻碍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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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被砍时,陶勇正在替下午的第四个患者看病,因为右手拿着病历本,所以他下意识地使用左手去遮挡。这也造成了他左手的伤势,远高于右手。后来,陶勇谈起自己九死一生的逃离过程,感谢了4个人:两位是他的同事,一位是他的病人家属,另一位则是一位快递员。彼时,被砍伤的陶勇下意识地想向外逃跑,却因为座位的原因,逃跑受阻。而这时隔壁的杨硕医生,在听到呼救后,立刻拿着椅子冲上来与行凶者扭打。过程中,他被砍伤了耳朵与头部,也为陶勇争取了逃跑的时间。除此之外,另外三位陶勇感谢的人是——将满身是血的陶勇扶进房间并反锁大门的陈护士;替陶勇用手挡了一刀的病人家属田女士,以及拿起一块广告牌,挡在陶勇与行凶者之间的快递员赵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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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期间,还有许多病人在陶勇被追赶的过程中,伸出腿想要绊倒行凶者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环环的阻挠,才让陶勇跌跌撞撞地“死里逃生”。这场砍人事件造成陶勇左手和前臂9根肌腱被砍断,头上被砍3刀,右手臂枕骨被砍伤,失血1500毫升。在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抢救后,陶勇被送入重症监护室观察,并在整整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。陶勇受伤后,网络上如飓风般地发起了一轮关于医患关系的全新讨论。在媒体的报道下,人们开始认识陶勇: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毕业;35岁成为了主任医师;37岁就担任博士生导师。他还在自己主攻的葡萄膜炎领域发表了91篇SCI论文,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26篇,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,陶勇做过15000多台手术,最多的时候,他曾以5分钟一台的速度,在一天内做过86台手术,治疗过的病人,多达10万名……

     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在眼科领域,陶勇无疑走到了行业内的前列,专业性之外,更打动人心的,还有他的善良:在诊疗的过程中,遇到经济拮据的病人,因为担心病人错过最佳治疗期,他有时会自掏腰包,为病人垫付医疗费用;为了节省外地来就医病人的开支,他不限号,常常一开诊就工作到晚上10点;被砍伤时,还有数十名已经挂号的患者等着被陶勇诊治,第二天,还有好几台手术等待着他去做……然而一切都被一把突然落下的刀改变了。那把刀砍断的,不仅是很多家庭的希望,也是中国最好眼科医生之一的未来。而陶勇的人生,也在40岁这年,以极其强硬的方式,被调转了方向。

     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陶勇成长的地方,离北京很远。在17岁之前,陶勇一直生活在家乡江西南城县建昌镇,在那个不大的小镇里,父亲在检察院从事一份普通的职员工作,母亲则是新华书店的一名售货员。小时候,因为父亲常常出差,陶勇放学后总会去母亲工作的书店,一边看书一边等母亲下班。

      家里并不算太富裕,但父母却在能力范围内给了陶勇最好的生活:陶勇是班级里第一个用上自动铅笔的孩子,那是父亲出差时给他买回的;同时他也是班里拥有各类书籍最多的人——无论他想买什么书,母亲从不会拒绝。许多年后,陶勇才知道,那时母亲因为工作长时间站立,常常腰痛,父亲想让母亲睡觉时舒适一些,于是攒了一笔钱,想买一个当时流行的席梦思床垫,然而那笔钱却陆陆续续被母亲用来给陶勇买了书。后来,陶勇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一朵长在温室里的花:“完全不知道室外会有酷暑严寒、风雨霜雪。”或许正是因为来自于这样的家庭,才让陶勇在许多年后,依然保持着一种专属于少年的真与勇。

      陶勇的家乡曾经因为环境的原因,是沙眼的重灾区,母亲在他很小开始,就患上了沙眼。每次犯病时,她的一双眼睛都会变得红彤彤的。那时母亲缓解的唯一方式,就是在眼中滴眼药水。这样的病痛困扰了母亲多年。直到一次陶勇陪着母亲去南昌看眼病,看着医生从母亲的双眼里一下下挑出许多细小颗粒,在挑完后,困扰母亲十多年的沙眼症状,被极大缓解了。那在陶勇十几岁的世界里,成为了一个十分奇妙的时刻,仿佛在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手中,任何的病痛,都能够被处理妥当。或许,就从那个时刻起,一个梦想就在少年的心中暗暗成型。高考报志愿那年,陶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北京医科大学,然而陶勇的这一决定,却引起了父亲强烈的反对。陶勇考上大学那年,是电话机刚开始普及的1997年,装一台电话要3000块钱,有时还需要排号,自然而然,在大学里最火的专业也变成了电信专业。陶勇的父亲希望他选择电信专业。一方面是觉得这是一个挣钱多且轻松的工作,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陶勇的姑姑与姑夫是医生,陶勇的父母明白,当医生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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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为了让陶勇改变心意,父亲请来了陶勇的老师做工作,可陶勇却执意要学医。父亲拗不过,叹了一口气对他说:“学医要比其他专业辛苦得多,你可有的熬啊。”就这样,陶勇如愿成为了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,开启了长达10年的学医生涯。1997年8月,陶勇和父母坐着火车,出发去往北京。从江西到北京坐火车需要两天半,彼时正值开学,火车位置紧俏,陶勇一家没有买到座位,只好站着去往北京。如今的陶勇,对于北京的一切早已再熟悉不过,可对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而言,北京的一切都充满新奇感。陶勇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“刘姥姥进了大观园”,站在天安门前,望着红色的城墙,陶勇一家人激动地抱头痛哭。陶勇说:“当时我甚至觉得,好像一切的人生,都已经来到了终点。”那是一个小镇青年梦想成真的时刻,也是他伸手触碰到梦想时第一次产生的实感。然而,对于17岁的陶勇而言,他的人生之路,才刚刚走入主赛道。

     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位于积水潭医院旁边的研究生宿舍,是陶勇进入朝阳医院工作之前,在北京生活过最长时间的地方。本科毕业后,陶勇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,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。从本科宿舍搬入了位于北京二环的研究生宿舍。那是一栋由老旧宾馆改造而来的学生宿舍,每到夏天,墨绿的爬山虎会将整栋楼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陶勇的宿舍位于一楼,一天之中,就算在阳光最好的时段,宿舍内也总是阴暗。在这间宿舍里,陶勇度过了研究生与博士五年的求学生涯。而那间幽暗的房间,也见证了“小陶医生”飞速成长的十年。位于积水潭医院旁边的研究生宿舍,是陶勇进入朝阳医院工作之前,在北京生活过最长时间的地方。本科毕业后,陶勇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,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。从本科宿舍搬入了位于北京二环的研究生宿舍。那是一栋由老旧宾馆改造而来的学生宿舍,每到夏天,墨绿的爬山虎会将整栋楼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陶勇的宿舍位于一楼,一天之中,就算在阳光最好的时段,宿舍内也总是阴暗。在这间宿舍里,陶勇度过了研究生与博士五年的求学生涯。而那间幽暗的房间,也见证了“小陶医生”飞速成长的十年。

      医学生的日常,异常忙碌,除了正常的上课与课题,陶勇还要去医院实习。偶尔得到一两日的假期,他也不休息——通常,他一早就会起床,坐2个小时的公交去郊外的屠宰场买猪眼,然后带回试验室,开始一整天的实验研究,常常结束时已是深夜。后来,为了方便做研究,他甚至亲自养起了猪和兔子。在同学眼中,陶勇对于物质与娱乐的要求一向很简单。而每当同学邀请陶勇出去聚会,多数时候陶勇也总是礼貌拒绝。节省下来的时间,都被他放入了学术中。在陶勇宿舍的床下,有一个半米高的大铁桶,通常,陶勇会将穿脏的衣服一股脑地放进桶里,直到桶里被塞得再也塞不动后,他才会提着铁桶去洗衣房,扔进洗衣机里一起洗。那时,陶勇的同学形容陶勇:“他仿佛天生就是为了从医而生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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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陶勇对于物质生活的抽离与对于学术的热爱,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,有丝毫改变。后来,在陶勇受伤后,他的好友李润曾经去陶勇医院内的宿舍住过几天,李润惊讶地发现,十几年过去,时间仿佛在陶勇身上停滞了:“他的吃穿用度完全和上学时候一样:卫生间的淋浴头一看就是用了多年,水管僵化,水流凶猛,床上盖的被褥还是多年前的‘超市货’,盖在身上又硬又滑。”而此时,陶勇早已从学校毕业13年,从“小陶医生”变成了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“陶主任”。也成为了博士生导师,人民医院最年轻的副教授,每天,全国各地有上千名患者因为他的医术慕名而来。然而,这些荣耀似乎并没有对陶勇有太大影响,当朋友们问起他的梦想时,他的回答,或许还是如十几年前一样:“攻克癌症,留名史册。”

     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一路走来,陶勇也并非没有过迷茫时刻。2009年,陶勇随自己参加的公益医疗队“健康列车”前往江西乐安,为当地患者免费做白内障手术。在那里,他遇到了一位叫王阿婆的奶奶。后来,陶勇曾在许多不同场合的采访中,反复讲起王阿婆的故事。见到王阿婆时,她的眼部状况已经十分糟糕,白内障的严重程度放在北京的大医院也算是复杂病例。彼时,陶勇刚从德国访学归来,正式进入医院工作,出发之前,他的老师反复叮嘱:“不要惹火,复杂的病例不要去碰,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失败。”思量再三,陶勇无奈地告诉当地的联络员,这个手术自己做不了。然而,联络员给他讲了一段故事:10年之前,王阿婆的丈夫去世,5年前,她的儿子也因为一场事故不幸遇难。家三口,只剩下王阿婆每日坐在黑黢黢的房子里,守着记忆过日子,因为眼睛看不见,王阿姨平日里最爱做的事情,就是拿出儿子与丈夫的照片来回抚摸。近两年,王阿姨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,前段时间还被检查出肿瘤,时日无多。在当地,有一个风俗:人离世的时候,要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寿衣入殓,不然到了“那边”会见不到自己的家人。而王阿婆却因为几乎失明的双眼,无法为自己缝制衣服,每日都在因为担心去世后无法与家人团聚而默默流泪。听完这个故事,陶勇抛开一切顾虑,替王阿婆的双眼做了手术,手术十分顺利,术后王阿婆的视力恢复到了0.6。3个月后,联络员联系到陶勇,告诉他,王阿婆在手术后的一周,就离开了人世。也就在那一周里,她替自己缝制了寿衣,并将儿子与丈夫的照片,缝在了口袋里,这样照片就再也不会掉出来了。阿婆还让联络员替自己向陶勇表达了感谢,说自己这些年一直一个人,什么也看不见,在黑暗中很孤独,也很想回家,谢谢陶勇,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。王阿婆的故事成为了陶勇事业中的一次重要转折点,他突然很庆幸自己当初为王阿婆做手术的选择:“作为医生生涯开端的手术,我感受到了专业性以外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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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对于陶勇而言,作为一名医生,“专业性”固然重要,而抛开专业性之外的情感与共情力,以及对于生活冷静的认知,也弥足珍贵。在陶勇身边,常常有曾经的同学离开公立医院,进入私立医院工作。毕竟,在医生群体中,“私立医院”四个字意味着相对简单的病情,家庭条件较为优越的病人,高额的薪水以及清闲的工作。眼看许多同门都进入私立医院,经常有人问陶勇,会不会动摇过?陶勇说哪儿是“动摇过”,是经常动摇。长久以来,对于陶勇而言,在工作中赚钱也很重要:“虽然不是排在第一位,但是却排在前三位。”然而相比优渥的生活,更重要的,是他在长期与病人相处中形成的一种关系:“不像医生和患者,也不像家人,有点像一个战壕的战友,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病魔。如果我放弃了,我会觉得有种背信弃义的感觉。”陶勇常常说,自己拥有的许多力量,都是患者给的。而也正是这股力量,在这次伤医事件中,给了陶勇极大的支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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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在受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陶勇一直想不通,为何这个病人要来伤害自己。砍人者是一位北京怀柔的农民,是陶勇在被砍前三个月所接诊的一位患者,这位患者出生便高度近视,在找到陶勇之前,做过三次手术,并且已出现并发症。陶勇曾这样形容这位病人手术的难度:如果将视网膜比作两张用胶水黏住一年的卫生纸,那么这场手术便是要将这两张卫生纸分开,且不能损坏两张卫生纸。在被许多医生拒绝后,病人找到陶勇,和他说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要再试一试。从医学角度看,在90%的眼科医生那里,这位病人的双眼,都无法再被治疗了。然而陶勇仍决定再帮这位病人做一次手术。做手术时,陶勇恰巧腰伤复发,腰部打了6个钢钉,疼痛难忍,但纵使如此,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台长达2小时的手术,并在合理范围内替病人减免了部分医药费。手术之后,这位病人恢复了部分视力。后来,陶勇在“脱口秀反跨年”演讲上,以“自嘲”的语气说道:“他能够那么精准地砍到我,还不能够说明我治疗得好吗?”也正是因此,陶勇在听到行凶者是他后,才会如此错愕。脱离危险后,陶勇迎来了漫长的恢复期。需要康复的,有手上的伤,也有心里的伤。因为整个左手的肌腱和神经都被砍断,需要重新缝合生长,所以陶勇的手很长一段时间都像被放置在冰窖中,轻轻一碰,就如刀割一般疼痛。除此之外,因为无法对温度进行感知,有时只是简单吃一碗馄饨,陶勇的手上都会被烫出两个大水泡。更痛苦的,是复健治疗——将新长的瘢痕拉开,以免长死后手不能动作。陶勇说每次复健的疼痛,可以被称之为“极刑”,而这样的复健,他每周要做上好几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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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因为这次伤医事件,大量的关注涌向陶勇。在陶勇躺在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,每天都会有许多网友去他微博下留言,祝福他早日康复。而陶勇很多患者都在听说他受伤的消息后嚎啕大哭,甚至有一位患者的母亲托人转告陶勇,说希望将自己的手捐给他。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,让陶勇感受到了力量,也让他决定站在镜头下,接受采访。他说:“我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,对医护安全的呼吁以及盲童的救扶,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。”而在这期间,大家鲜少会聊起,陶勇何时会重新回到医院工作,甚至有人担心,他会留下阴影,无法再踏入诊室——这在医生中并不罕见。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在经历114天的治疗后,2020年5月13日,陶勇恢复门诊。被问到,为何这么快就要恢复门诊时。陶勇笑了笑回答道:“憋不住了,我想和他们(病人)唠唠啊。”恢复就诊当天,来看病的病人手中都带着鲜花、果篮和当地小吃,站在陶勇医生的诊室门前,等待着他的回归。而诊室,还是曾经那间。对陶勇而言,那间诊室里,发生过的并不只有坏事,而更多的,还有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。不同的是,陶勇身后的那堵墙,在他受伤后没几天,就被重新开了一扇门。没有人聊起这扇门的作用,只不过,从这扇门看过去,能够刚好望见陶勇忙碌的背影。

     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如今,陶勇的生活已经渐渐归于平静。每天,他仍旧从家出发,乘坐1小时的地铁来到医院,穿过医院大厅以及充满人群的走廊,走入诊疗室换上白大衣,开始一天的问诊。似乎,陶勇的生活轨迹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,只不过,那间属于他的诊室里,多了一个后门;他的左手上,多了一条长长的伤疤;偶尔,有人出现在他的身后,他开始会下意识地担心。而最大的变化,是他那双仍处在康复阶段的双手,或许无法再重返手术台了。这些,都是这起伤医事件留给他的不可逆转的变化。

      陶勇被砍一年后:披萨,做好了……

      对此,陶勇早已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姿态去面对与接纳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命题,也开始在40岁这年,重启自己的职业规划。或许,正如陶勇在书中说的那样: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、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,那我就只能有组织、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比萨了。”而如今,陶勇的比萨,做好了。

      (文章来源:最人物)

      广东·珠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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